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废除招生考试制度,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学员。从此高等学校开始招生复课。
7月,国务院科教组成立并开始办公。
9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提出批极“左”思潮,在积极纠正经济、外交、文化宣传、干部工作以及卫生、体育等领域中“左”的错误的同时,十分重视肃清极“左”思潮在教战线的影响。
11月6日至20日,周恩来5次同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等外语院系负责人和师生座谈外语教育问题。
11月24日,毛泽东在一份报告的批示中提出:大、中、小学(高年级)可以利用寒假实行野营训练。1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大中城市学校的野营训练可以在寒假或暑假期间分期分批地进行。
一九七一年
4月15日-7月3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议通过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全面否定解放后17年的教育工作。提出了“两个估计”,即: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10月29日,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执行局通过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权利的决议。1978年10月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成立。
一九七二年
7月2日,周恩来在会见美籍华人学者杨振宁时,赞赏他关于加强我国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和培养研究人才的看法和建议。并要求陪同会见的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要“提倡一下理论”,“把北大理科办好,基础理论水平提高”。
10月6日,周培源在《光明日报》发表《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的文章,提出在理科教育中“对基础理论的教学、研究应予足够的重视”。此后,张春桥指使上海《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进行围攻,并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在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的张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
8月10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江青、张春桥吹捧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由此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的歪风。
10月,清华大学工军宣传队发动“三个月运动”,批“右倾复辟回潮”,全国高校纷起仿效。
12月12日,《北京日报》以《一个小学生的来信和日记摘抄》为题,发表一个学生在与班主任发生矛盾后根据家长的意思写的信,和《北京日报》予以全文转载。由此,在全国各地的中小学中掀起了一股“破师道尊严”、“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潮”的浪潮。
一九七四年
1月18日,中共中央将江青一伙组织人编辑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转发全党。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要求就一个中学生因外语考试交白卷,受到老师批评后自杀身亡事件进行严肃处理。由此,许多教师遭批斗、下放、开除、判刑。影响所及,使许多学校出现了教师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教学,不敢进行文化考查的局面,严重地影响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
2月2日-8日,国务院科教组召开教育战线第二次批林批孔座谈会。以此推进正在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作为运动联系实际,在教育界揪“复辟势力的代表”。
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初澜的文章:《为哪条教育路线唱赞歌--评湘剧(园丁之歌)》事件。
9月29日,国务院科教组、财政部联合发出关于开门办学的通知。各地大中小学普遍搞“开门办学”,由此打乱了学校的教学计划,搞乱了学校的正常秩序。
12月21日-28日,国务院科教组、农业部、辽宁省委联合召开学习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现场会。会议提出,要使学校真正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此后,全国掀起宣传学习“朝农经验”的浪潮,大搞“阶级斗争”。
一九七五年
5月-10月,教育部部长周荣鑫根据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指示精神,开始积极整顿教育工作,力争使教育战线上的混乱局面有所扭转。
9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在说:“我们的文化教育也要整顿。”
10月27日,邓小平又说:“现在相当多的学校学生不读书,这也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他坚定地支持和领导了教育整顿工作。
12月2日,《红旗》杂志发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12月4日,《人民日报》和其他报刊予以转载。本文是“四人帮”搞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进攻信号”。
一九七六年
2月6日,《人民日报》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为题,发表了关于清华大学“教育大辩论”的情况报道。在此前后,北京、上海、辽宁等地的学校相继开展“教育大辩论”,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浪潮。但它遭到多数师生的抵制。
4月,北京和全国各地学校的师生参加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
10月,“四人帮”被粉碎。各地学校师生与全国人民一起举行集会、游行、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的胜利,愤怒“四人帮”的滔天罪行。
一九七七年
3月5日,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和学校“把教育战线学雷锋的运动,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地开展起来,深入持久地进行下去”。
4月10日,邓小平写信给中央,提出“两个凡是”问题。5月24日,他同中央两位同志谈话时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
8月8日,邓小平在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否定“两个估计”。他说:教育战线十七年的工作,主导方面是红线,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他还说: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9月19日,邓小平与教育部长刘西尧谈话时指出:对1971年全教会纪要进行批判,划清是非界限。我们要准确地、完整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体系。“两个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教育部要争取主动。大胆放手抓。由此教育战线以推翻两个估计“两个估计”为突破口,进行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从此恢复了高等学校招生统一考试的制度。
11月3日,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文化大革命”期间长期中断的招收培养研究生的工作从此开始恢复。
11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战线的一场大论战》,揭批“四人帮”炮制的“两个估计”。
一九七八年
年初,根据邓小平指示,教育部成立巡视室,标志着我国督导制度的恢复。
3月7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教师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至1981年,高等院校中原有的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都恢复了职称。
3月18日,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讲话指出,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我们要全面地正确地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端正方向,真正搞好教育改革,使教育事业有一个大的发展和提高。
4月22日-5月16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教育工作会议。22日,邓小平发展重要讲话,强调提高教育质量,提高科学文化的教学水平,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学校要大力加强革命秩序和革命纪律,促进整个社会风气的革命化;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尊重教师的劳动,提高教师的质量。会后,6月至9月,各省、市、自治区先后召开教育工作会议。7月,经国务院批准教育部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
8月26日,教育部发出通知,决定从9月1日起在全国中小学执行《小学生守则》和《中学生守则》,以后又相继发布了《高等学校学生守则(试行草案)》、《中等专业学校学生守则(试行草案)》和《中等师范学校学生守则(试行草案)》,成为新时期各级各类学校学生行为准则。
8月30日,国务院批准教育部筹建中央电化教育馆和中央教育电影制片厂。
一九七九年
2月2日,教育部、外交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加强外国教材引进工作的规定和暂行办法》。本办法自1979年起试行,对快速编审出版反映国内外科学技术先进水平的社会主义新教材,提高我国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起了推动作用。
2月6日,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共同举办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北京举行开学典礼。
3月19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的报告,决定撤销1971年中共中央批转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和1974年中共中央转发的《关于河南省唐河县马振扶公社中学的情况简报》两个文件。中央批示指出,这两个文件,是在“四人帮”及其亲信一手把持下炮制出来的是错误的。它在教育战线的危害极大,流毒很深,应当继续批判。由此而造成的冤案、错案、假案,尚示平反昭雪的,要抓紧解决。
3月23日-4月13日,教育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联合召开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会议讨论了1978年-1985年的《全国教育科学发展规划纲要(草案)》。教育部副部长张承先到会讲话,并代表教育部宣布,1958年批判心理学和1963年批判“母爱教育”是错误的,予以彻底平反。
4月12日,中国教育学会成立。
4月15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的《教育研究》杂志创刊。
4月22日至5月7日,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座座谈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