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者认为“交通肇事后报警”认定为自首，不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精神；而一些法学家则认为，不认定为自首违反刑法关于自首的规定，这些法律权威居然各执一端针锋相对，让公众十分迷惑。那对“交通肇事后报警”到底该不该认定为自首，为什么在法律界内部也出现如此截然相反的理解呢？
认真研究浙江高院的《意见》及专家的质疑理由和媒体相关报道，便会发现，各方在争议中分别使用了三个内涵完全不同的表述，即“交通肇事后报警”、“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肇事现场等候处理”和“交通肇事后报警并保护事故现场”。将这三种不同表述混为一谈，是引发激烈争议的重要原因。
“交通肇事后报警不能认定为自首”是媒体的一个简化表述。单从这句话的意思看，完全符合刑法关于自首的立法精神，是无可争议的。因为，“报警”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为肇事者设定的法律义务，是必须做到的行为。按一般法理，公民适当履行自己法定义务的行为只能带来肯定性的法律后果，而不应带来惩罚性法律后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肇事者只在肇事后报警，肯定不能被认定为自首中的“自动投案”。
何况，“报警”情形也有很大差别。如果报警时没有“自报家门”，或报警后离开现场而导致一些情节如是否酒驾或醉驾无法核实，或报警后虽没有离开现场但陈述了虚假事实，都无益于警察破案，甚至会将警察引入歧途，客观上干扰了案件的处理。如果将这样的“报警”认定为自首情节，显然违背了自首制度的要求。
而“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肇事现场等候处理”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同样也要看它是否属于肇事者的法定义务。道路交通安全法是要求肇事者在“交通肇事后报警并保护事故现场”的，这一点浙江高院的《意见》也进行了转述。但“在肇事现场等候处理”显然不能完全等同于“保护事故现场”，“在现场等候处理”既可能是已经妥善保护了事故现场，也可能由于惊慌失措等原因而破坏了现场。而“保护事故现场”并不必然要求肇事者在肇事现场等候处理，依据道交法，肇事者完全可以在妥善保护事故现场后为救治伤员离开现场，甚至还会逃逸。因此，不能说“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肇事现场等候处理”是肇事者的法律义务。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学专家的意见，更符合交通肇事案件的实际情况和刑法关于自首的立法精神，而《意见》则明显模糊了“报警并保护事故现场”与“报警并在肇事现场等候处理”的区别，其关于“交通肇事后报警并在肇事现场等候处理的行为不能认定自首”的结论，值得商榷。
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