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人大代表正在热议“两高”报告，很多代表注意到了周强院长有关法院执行问题的表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将全国法院系统去年的执行工作用440个字进行了概括，其核心却只有21个字，那就是“推进执行改革，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取得实质进展”。

　　在历年的“两高”报告中，“执行难”都是一个让人头疼的老话题，年年都提，但年年效果都不明显。可是今年显然不一样了，“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取得实质进展”的意思就是离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不远了。

　　那么，法院到底是怎么破解这个“千古难题”的呢？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科技力量加制度创新。放在20多年前，很多人可能想破了头也想不出如何才能破解执行难题，但如今，随着大数据与云计算的普及，以数据查人管人已经非常轻松了，海量的数据解决了海量的人口排查，人口基数再大也大不过数据，所以一个人想要随便“玩消失”是很难的。

　　找人只是第一步，促其执行法院生效判决才是重要的，而这就需要联动。法院执行在联动问题上分了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法院与十多个部门建立网络执行查控系统，对存款、房屋、车辆、证券等主要财产形式“一网打尽”，执行法官足不出户即可依法查询被执行人财产和相关信息。这就做到了法院对被执行人有没有可执行的财产心中有数。

　　第二个层次，法院会同国家发改委等四十多个部门完善工作机制，在招标投标、融资信贷、市场准入、高消费等方面对失信被执行人实行信用惩戒，使其“一处失信、处处受限”。这就使司法机关可以让那些“老赖”在社会上寸步难行。

　　把现代科技与部门联动相结合，何愁“执行难”得不到彻底解决呢？无论是司法工作，还是社会治理，在不同的阶段会出现不同难题。这些难题之所以“难”，一方面可能是由于技术力量达不到，比如面对众多消失在茫茫人海中的“老赖”，如果没有大数据，海量的人口排查就足以让执行法官崩溃。另一方面还可能受制于制度，如果没有各部门联动，“老赖”就不知道自己的失信行为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所以，打破信息孤岛和部门之间的壁垒，是化解“执行难”的“撒手锏”。

　　循着这条思路，当前，还有哪些社会治理难题需要我们下决心解决呢？较为突出的当然是电信网络诈骗。有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电信网络诈骗达到了一个峰值，其疯狂程度令人咋舌。面对大量的群众报案，基层派出所曾经一筹莫展，这也让报案群众深感失望。

　　但是到了去年下半年，电信网络诈骗发案率开始下降，这自然是严厉打击的结果。去年，全国公安机关发起凌厉攻势，破获电信诈骗案8.3万起，抓获不法分子3.4万名，同比上升49.6%和61.8%。全国检察机关逮捕电信诈骗犯罪嫌疑人近两万人，是前年334人的60倍。

　　不过，国家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小。据来自广东、长期关注并推动打击电信诈骗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介绍，珠海警方侦破的特大电信诈骗“4·30专案”，被骗群众损失3000多万元，但为了侦破这个案件，国家投入的成本就高达1000多万元。显然，如此高昂的代价很难持续，还是要从技术与制度两方面寻找治理电信网络诈骗之道。

　　陈伟才在接受采访时提到解决电信网络诈骗的两招，一个是改号电话打不进来。这就是个技术问题，主动分辨拦截诈骗电话，电信部门必须在技术上实现突破，否则就永远只能被动挨打。二是被骗资金转不走。这是制度问题，需要警方、银行、网络电信、网络支付平台等多部门配合，单靠警方肯定不行。当然，所谓打破制度壁垒也不仅指部门间的协作，还包括警方现行的管理模式和办案模式要进一步适应打击网络犯罪的需要。

　　总之，技术进步带来社会治理难题，而社会治理难题又要靠技术与制度创新来化解，这其实也是文明与发展的真意。（法制日报，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