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统一。党的十六大报告从我们党所处的“历史地位”出发对党的建设和中国发展问题作出重要阐述，实际上也相应地提出了一个如何从时空上把握当代中国的发展问题。那么，当代中国发展的时空特性是什么呢？同发达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较，当代中国的发展是一个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转变基础上的社会全面进步过程，它既包含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内容，也包含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的内容。换句话说，在当代中国，传统性、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这三个本来属于不同时代的东西实际上是被聚集和压缩到了21世纪初这同一时空之中，当代中国的发展结构由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变成了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的三元结构。正是立足于这样一种分析，所谓当代中国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把这三者纳入到一个可以相互协调、取长补短的关系结构之中，从而在此基础上去凸现当代中国所特有的时空资源，去建构当代中国所特有的时空优势和发展前景。
第二，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平衡性与非平衡性的统一。纵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发展上存在着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中国的发展表现出来的不是在各种发展要素和条件同时到位之后的同步协调发展景象，相反，往往是某一方面、某一要素、某一地区的率先突破（如经济和科技发展先行，或经济特区和沿海地区率先发展起来，或经济技术开发区率先成长起来等），继而带动其他要素和地区发展这样一种非平衡的发展景象。应当说，正是这样一种非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当代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进程；二是，长期的非平衡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格局及其后果，引发了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改变，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距拉大，不同群体、地区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就业和社会保障的压力增大，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又构成了阻碍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不利因素。“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重要论断和“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构成了引导和推动中国的发展从不平衡走向平衡、从不协调走向协调，最终实现相对平衡和协调的强大动力。
第三，当代中国的发展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应当说，强调中国的发展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现代化发展一般趋势与中国特色的统一，是我们一贯坚持的一个重要前提。但是，从中国发展的实际来看，如何才能处理好发展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却始终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很多矛盾和冲突实际上也正是来源于此。比如说，把握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趋势，推动中国更加开放地走向世界，就意味着接轨国际惯例或者说接受普遍性的东西，但是如果放弃了特殊性或者说中国特色，导致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受损，那么这种普遍化的过程就走向了反面；反过来说，解决我们面临的人口问题和就业压力，推动中国的发展能够走向更加充分地体现社会公平，就意味着要在产业布局上更加注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如果放弃了普遍性或者说错失了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导致国家和民族在发展上的竞争力下降，那么这种特殊化的过程也同样可能是走向反面。因此，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我们走出绝对普遍主义和绝对特殊主义的偏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这就是：当代中国的发展，既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要体现社会发展与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