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
首先是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无论是“选士”、“察举”、“科举”，那些被选、被察及参加科考的士子都必须具备比较高的文化知识水平。特别是科举考试，没有较深的学识，谁敢问津？因而，历史上的各种人才选拔制度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就科举制而言，第一，科举是社会成员获取功名、地位与权利的重要途径，社会成员要想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进学读书，学习文化知识，参加科举考试，这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化的普及，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第二，在科举制下，学校教育的针对性极强，政府所考的便是学校所教的，也是学生们所学的。这种教与学、学与考相统一的考试制度，对课程、教学内容和标准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第三，科举中有明算、明法、武举等科目，这在一定程度上对重文轻武、重经轻算的教育传统有纠偏作用。第四，据一些外国学者统计，近代以前，中国南方农村不少地区的识字率是比较高的。这说明科举考试不仅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精英教育，对普通教育也有重要影响。
其次是对士习民风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在中国古代，考试只问能否及格，不问出身来历，所以即使是最寒微的士子，只要考试能够及格，就能进入上层社会，有官做，有的甚至位至卿相。这对千余年的中国人心影响极大。胡适在国外的时候，外国朋友请他讲中国的考试制度，他总爱讲“金玉奴棒打薄情郎”的故事。丐头金松的女儿金玉奴是个妙龄美丽的姑娘，在一个冰雪覆盖的冬天，打开门来，看见一个衣服褴褛的青年冻倒在地上，于是禀明父母，把青年救醒。及知道他是一个进京应考的书生后，倍加爱怜，把他留下，不久就同他结婚。结婚以后，这位穷书生晋京考取了进士，以县尉分发任用，携家眷赴任。在赴任的路上，这位穷书生觉得自己做官了，做丐头的女婿不体面，于是借着在船边赏月的机会，把金玉奴推下水去，希望把这件不体面的亲事泯灭后，另打算盘。不料金玉奴被推下水后，为后面的一只船救起，船上的主人正是书生的上司，问明情由，收为养女，等到到任以后，便把她嫁给书生，于是演成了这幕富有趣味的滑稽剧。胡适说，从这段故事里可以看出：一般人对于这位穷书生考中进士，做了县官，并没有认为不该；一位丐头的女儿，嫁给中了进士的官员，也没有认为不该；而对于这位书生的所为，一律以薄情郎看待。这说明在中国古代的科举制下，穷人可以做官，丐女可以做官太太，那些待字闺中的妙龄女子尤以嫁给科举及第者特别是状元为殊荣。从这种风气不难看出，科举制对鼓励平民男子进学、对千百万家庭教育子女自强进取有着重要的影响。到了近现代，人家择女婿虽不以文官考试为条件了，小姐们的理想丈夫也不是文官考试第一名的先生了，但仍讲求学历，那些留学生特别是学工程的博士就最受小姐们的青睐。这里仍然反映出科举制下士习民风的流风余韵。
再次是对国家的政治统一和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起到了“添加剂”作用。在历史上，我国就是一个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自秦汉以后，各民族长期聚合于一个统一的大家庭中。追求政治上的统一是各民族的愿望，也是一种文化心理，因而民族间的凝聚力不断增强。究其原因，除历史的因素和经济、政治、文化的纽带作用以外，以考试制度为核心的人才选拔制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科举考试制度的实行与推广，有利于把任官制度、取士标准、教育内容统一起来。自秦朝统一后，凡是由中央实行的人才选拔制度，都远播边陲。唐朝把科举制度扩展到岭南，并在广西推行“南选”措施，以选择地方人才。宋朝出台了鼓励少数民族建立学校和参加科举考试的多种优惠政策，从而激励更多的少数民族优秀子弟“金榜题名”。明朝规定凡土官嫡子许入附近儒学，并明令保护土著子弟入学、充贡和应举，不准他处士民冒籍。到清朝，康熙帝亦两次明令土司子弟愿习经书者，准许就近府、州、县入学考试。正因如此，我国历史上，在少数民族地区培育出了大批进士、举人。仅据柳州一州的统计，历代有进士96名，举人827名。与此同时，散居边境的各少数民族政权，也仿照中原王朝的人才选拔制度。如宋代，在云南建立的段氏大理政权，效法中原，开科取士，为其培养的儒士广开仕途之门。由党项族建立的西夏国，亦仿宋制，推行科举，以儒学取士。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亦提倡尊孔读经，“以经义词赋两科取士”。在科举制度下，中央同时还兼顾各地的文化水准，保持各地的最低名额，例如清代中叶以后，就把状元、榜眼、探花奖给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边远省份，因而给边远省份的人才以特殊的鼓励，从而使边远省份的人心产生极大的向心力。在传统的科举铨叙制度下，回避制度的建立也促进各地区之间的交流。在清代，对于官员任免迁调，都实行“文官隔省，武官隔道”，也就是回避本籍的做法。有了这种制度，不但可以防微杜渐，避免枉法徇情之弊，而且促进了各地区之间人员往来、文化沟通。这就在无形中加强了不同地区之间联系，促进了人民的情感融洽，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得到不断巩固。
又次是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据记载，早在唐中宗时期，日本建立了模仿唐代制度的考试选官制度。16世纪以后，我国的考试制度愈来愈受到世界的瞩目。在不到300年的时间里，西方国家仅用英文出版的介绍中国科举制度的书就达70余种。中国传统考试经验的广泛流传，为近代欧美各国建立文官考试制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孙中山先生在考察欧美各国考试制度后指出：“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胡适说：“我在国外的时候，时常感觉到，中国文化对于世界的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公开的客观的文官考试制度。没有一个国家的考试制度，能够像我们这样久远，严密与公开。”“反观西洋国家实行文官考试制度，至多不上二三百年，而且都是受了中国的影响的。”英国文官制度的创建人诺斯科特和杜维廉两人都对中国的科举制心仪已久，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提出并在英国实行的“公开竞争———公平考试”的文官选拔制度，就是取法中国科举制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