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共同的哲学基础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那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以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从而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规律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历史发展到今天，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一些新生形态，但其哲学基础是一脉相承的。
列宁曾经说过：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的理论基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思想中最大成果。人们过去对于历史和政治所持的极其混乱和武断的见解，为一种极其完整严密的科学理论所代替”。列宁主义正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思想也不例外。他所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的工作路线，以及社会主义矛盾学说等，都无不包含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精神。而且毛泽东始终把辩证法作为认识方法、认识工具来使用，使辩证精神渗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具体领域。邓小平提出的生产力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权”的基本路线，“一国两制”以及“两手抓”思想也包含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他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本身就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统一的辩证思想。
同样，“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也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原理，构成一个辩证统一的科学体系。
首先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构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其矛盾运动，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决定着人类社会不断由低级阶段发展到高级阶段。可以说，谁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谁就赢得了历史的主动权。江泽民同志关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重要思想，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具体运用于党建领域的理论创新，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当然，马克思主义在承认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的同时，认为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也存在着巨大的反作用。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不仅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和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正是根据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巨大反作用的原理，江泽民同志将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与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同时提到战略的高度，将两者统一起来，同样加以高度重视。
其次，体现了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既是客观自然的过程，也是人类能动创造的过程，把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统一起来，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观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抓住了人民群众同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内在联系，认为人民群众是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主体力量，而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这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统一，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正如江泽民同志强调指出的那样，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
再次，体现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辨证统一。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共产党既有每个阶段的最低纲领，也有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纲领。最低纲领是最高纲领的基础和前提，最高纲领是最低纲领的目标和方向。每一个最低纲领的实现都为最高纲领的实现准备了条件。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统一，就是理想与现实，目的与手段的统一。目前，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而努力奋斗，就是在为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而奋斗，二者是统一的。
第四，体现了社会全面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的统一。社会全面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是互为前提、互相作用的辩证关系，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与社会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社会是人的集合体，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是人的社会。全面发展的社会，要求全面发展的人，并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没有人的全面发展，就不可能有社会的全面发展，同时，人的全面发展也只有在全面发展的社会中才能实现。因此，我们要把二者结合起来，在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正如江泽民同志反复强调的，我们要在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不断推进人的全面发展。
此外，江泽民同志关于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党的纲领和党的建设的论述，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等方面的论述，无不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可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了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着一脉相承的哲学基础。
二、共同的理论主题
“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着共同的理论主题，即都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共产党人对这三大规律认识不断深化的历史。
1、关于共产党执政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的近期目标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马克思还指出，工人阶级组织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保证社会革命的胜利和实现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明确指出国家政权的全部政治经济工作都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同时要求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和苏维埃政权的职权，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主动性，指出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过分的干涉。他还提出实现党的正确领导的基本条件：一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觉悟；二是靠它善于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的联系；三是靠这个先锋队所实行的政治领导正确，靠它的政治战略和策略正确。他强调把反对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作为执政党建设的重要任务。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同中国党执政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提出保持三大优良作风、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党与非党的关系、发扬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等重要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邓小平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恩、列、毛关于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论述，科学地总结共产党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及制度建党思想等。
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和我们党自身的实际都发生了新变化。国际上，经济全球化加剧，政治多元化在曲折中前进，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综合国力较量日趋激烈；国内，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既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也面临着严峻的问题；党内，我们党已经由一个几十人组织发展到拥有6400多万党员的大党，党员素质有了极大提高，但在思想、组织、作风上仍存在许多与新形势新任务不相适应的地方。所有这些都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要求，要求我们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是江泽民同志面对新时期、新形势、新任务、新考验，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继承和发展了马、恩、列、毛、邓关于共产党执政的理论。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强调在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同时，必须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党的先进性和总要求上，强调“三个代表”的有机统一，并把它作为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在党的性质上，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在党的纲领上，强调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统一，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要求脚踏实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在党的组织上，强调党在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同时，必须不断增强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等等。这些重要观点，系统地继承和发展了马、恩、列、毛、邓对党的执政规律和建设规律的认识，初步解决了新形势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伟大历史课题。
2、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所以共产党的奋斗史，也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不断深化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认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经济上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剥削制度，大力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空前增长；并随着社会的进步，逐渐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列宁把马、恩的社会主义论同俄国的实践相结合，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许多精辟见解。比如，社会主义可以在落后国家发生，但革命成功后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在劳动生产率上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发展商品市场，利用资本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等。毛泽东也对社会主义的建设规律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他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社会主义矛盾学说、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等论述，都颇有见地。邓小平在充分吸取前苏联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进行了新探索、新概括、新总结。他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一个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开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主体论，精神文明建设论等，都具有极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江泽民同志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继续进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其中包括将“三个代表”作为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建立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高度重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等等，继承和发展了马、恩、列、毛、邓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并把它提高到当代的新水平。
3、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基本发展规律，认为人类社会要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马克思还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这只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最一般的概括和描述。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具体条件的变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都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了一些特殊规律。共产党只有根据实际情况，正确把握自己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特殊规律，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推动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完成指导社会运动的伟大历史任务。列宁揭示了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并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毛泽东立足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实际情况，认为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但对社会主义的长期性缺少正确的认识。邓小平则立足于中国一穷二白的现实国情，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认为中国的初级阶段至少要经过上百年的时间，初步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共产主义实现的长期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东欧巨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出现了一定的曲折。而科技的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的快速推进，以及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使得资本主义在经历了一系列的震荡和危机后，出现了具体演进过程的繁荣景象。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审视和研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江泽民同志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科学的探索。他揭示了资本主义世界出现新变化的根源，强调这种新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这一基本规律的同时，又指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要求我们既要坚定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更要脚踏实地地为实现党在现阶段的基本纲领而不懈努力；强调我们要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这些理论及其实践，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趋向成熟。
上述可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探索的历史。这种探索的基本观点、科学方法是一脉相承的，其具体论断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和深化。不断深化的认识又指导着我们的事业取得更大的成功。
三、共同的理论形成机制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有着共同的理论形成机制，它们都是在实践中形成的，在继承中发展的。同时，它们的形成和发展也是与政治领袖的创新意识、创新勇气、政治素养、开阔眼光等分不开的。
1、在实践中形成。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一切理论归根结底都是实践的产物，在实践中形成，在实践中发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形成和发展一切理论的源泉。人类的实践是无止境的，理论的形成和创新也是无止境的。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本身就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是理论创新的成果。没有19世纪的社会化大生产、就没有工人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并兴起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帝国主义阶段，没有帝国主义多种矛盾的交汇点和薄弱链条，没有俄国的革命运动，就没有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没有世界范围内的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中国对建设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就没有邓小平理论。同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是与我国目前的伟大实践分不开的。当前，我们正处在深刻的社会变革时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日趋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观念、价值也在变化，党内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面对新情况、新环境、新任务，党如何才能永葆生机，保持其先进性和纯洁性？如何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更大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切都需要新的理论来回答和解决，于是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便应运而生了。可以说，“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实践发展的产物，是对世界社会主义150年和中共80年实践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其他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深刻教训的总结，并必将随着实践的发展而继续发展创新。正如江泽民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
2、在创新和发展中继承。马克思主义是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它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只有不断地结合新实践、新情况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才是真正的继承马克思主义。“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都是在继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创新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是在批判继承英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德国的古典哲学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列宁主义是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的典范。毛泽东和邓小平都非常重视继承与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在40年前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写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任何国家的思想家，都要有创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邓小平也一方面反复强调：老祖宗不能丢啊！另一方面也不断指出：现在的世界形势日新月异。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列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在坚持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前提下，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进行的新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同样，江泽民同志也非常重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要求全党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他强调在新的历史时期，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键要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去观察当今世界、观察当代中国，不断总结实践经验，不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开拓前进。“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立场、基本方法的同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实践和新世纪的时代特征所进行的理论概括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发展。
3、在政治领袖的主观努力下形成和发展。实践是理论的源泉，但感性知识要想变为理性知识，进而形成系统的理论，还离不开人类的思维和加工。“三个代表”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样是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但其理论的形成与创新又主要是通过政治领袖完成的。政治领袖的理论自觉、创新勇气和创新素质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主体动力和主观条件。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与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创新意识、批判精神和创新勇气。没有经典作家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没有毛泽东对苏联、共产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的质疑，就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邓小平对毛泽东晚年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的质疑和对“两个凡是”的批判，就没有邓小平理论。而这些质疑和批判需要多大的勇气和魄力啊。同样，江泽民同志也颇具创新精神和创新魄力。他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谋生机的源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创新自觉性的典范和产物。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形成与发展也是与政治领袖坚定的政治素养、较高的理论素养和科学的思维方法分不开的。没有较高的政治素养，缺少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念，缺少坚持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使命感，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就会脱离正确的方向和轨道。没有较高的理论素养和科学的思维方式，既使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良好愿望，实际上也难以有所创新和发展。对于政治领袖来讲，科学的思维方法关键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学会用世界的宽广眼光看问题，准确的把握时代的脉搏，既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正是因为有了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国情和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正确把握，才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正确论断，才有了我国工作重心的转移和邓小平理论。同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是与江泽民同志立足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现实、放眼多样化的世界、面向充满希望和挑战的新世纪的宽广眼界分不开的。
四、共同的价值取向
共产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是“三个代表”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也是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体现着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
共产党从一成立就把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活动的唯一价值取向，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决定的，也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历史的真正主人，他们创造着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推动着人类历史不断向前发展。因此，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还是只为少数人谋利益，这是无产阶级政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是衡量共产党先进性的试金石。离开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共产党就违背了自己的性质和宗旨，共产党也就不成其为共产党。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列宁也把社会主义看作是“全体劳动群众的事业”。他说，我们政策和行政手段的基础，是要使整个先锋队联系全体无产阶级群众。
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毛泽东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提出了“全心全意”、“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他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点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这段话非常深刻地阐述了我们党的行动准则和价值取向。同时，他还提出并科学地阐发了群众路线的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原理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全部活动，形成了我党的根本的工作路线，科学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它以推翻“三座大山”，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代表了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同样，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也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制定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和衷心拥护。正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我们的各项工作都要以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答应不答应为标准，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这是邓小平理论对新时期党的宗旨的高度概括，归根结蒂也是着眼于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江泽民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宗旨思想的进一步阐述、丰富和发展，其价值取向一脉相承。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指出：“人民群众是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创造主体，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根本力量。不断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同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另外，他还在“5.31”讲话中指出，贯彻“三个代表”的本质在于坚持执政为民。可见，共产党始终把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但是，我们必须明白，人民和人民利益都是具体的、历史的，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民群众有着不同的利益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我们党要把握好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人民利益的具体内容，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尽可能地满足最广大人民的利益。目前，我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但提出了更高的物质需求，而且提出了更高的政治需求和文化需求。党要始终成为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把实现最广大人民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就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协调好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的辩证关系，全面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和文化利益；协调好不同社会阶层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辩证关系，首先考虑和满足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求。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必须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使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利益，其中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是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党永葆生机的根本保证，体现了“三个代表”与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的价值取向。
综上所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脉相承，它们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共同的理论主题，共同的理论形成机制和共同的价值取向。今天，我们坚持“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就是坚持马列主义，就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
(作者: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课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