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关系的问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引导大学生在增长科学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德知并进，全面发展。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不可缺少的环节与载体，同时，思想政治教育又不能囿于知识教育，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的基本关系定位。
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不可回避的重要关系
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系统阐述了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背景和战略意义，全面提出了新的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举措，是新世纪新阶段指导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纲领性文献。深刻领会《意见》的精神实质，认真实践《意见》提出的一系列新的要求和举措，是开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新局面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一项重要任务。
《意见》明确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关系的问题。
《意见》指出，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坚持教书与育人相结合、坚持政治理论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坚持知行统一，把传授知识与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要深入发掘各类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在传授专业知识过程中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使学生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过程中，自觉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高政治觉悟。
贯穿于这些论述中的鲜明的主线，即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正确处理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关系，引导大学生在增长科学文化知识的过程中提升思想政治素养，德知并进，全面发展。
如何处置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如何认识并在实践中科学处置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在理论和实践上认识和处置德育与智育、思想政治教育与业务培养、思想道德素质与科学文化素质的关系，关系到我们以怎样的思路加强和改进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渠道和主阵地的高校“两课”教学的实施、考核和评估，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和改进意义重大。
然而在实践中，这又是一个往往被人们忽视的问题，不少人对思想教育与知识教育的关系尚缺乏深刻的认识与自觉的把握。
由此，导致人们对这一关系的思想认识和实际处置，尚存在一些模糊或不尽确当之处，直接影响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成效。如，在这一问题上，有人在反对“智育化”的德育、“智育化”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同时，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要在引导、培养、考察教育对象的思想意识、实际行动与能力上下功夫，而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知识教育价值，从而在实际上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德育与智育人为地割裂开来；有人在思考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的过程中，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理论课教学要增强科学含量、提高学科化程度，而忽视了思想政治教育、政治理论课教学本身的内在规律性与价值指向性，同时也忽视了知识教育的思想教育价值。诸如此类的认识和做法，都在客观上影响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
在这一背景下，《意见》提出的把传授知识和思想政治教育结合起来的要求，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和实践指导意义。那么，如何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要求的内在必然性？在实践中又如何更好地贯彻、落实这一要求呢？
知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不可缺少的环节与载体
思想政治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等多项内容。思想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知识教育是思想教育不可缺少的环节与载体，可以通过具体分析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各自与知识教育的关系而得出这一结论。
思想教育即教育者依据相应的教育目的、择用合宜的教育方法，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理论教育的活动。思想教育活动的基本形式，是教育者对相应思想理论的宣传、讲解。
这种形式可以多种方式出现，如向教育对象提出问题，引起教育对象的求知欲，然后进行相应深入的讲解；对某一社会热点问题或相应社会现象进行评论，从而层层展开对相应思想理论的深入浅出的宣讲，并可开门见山地直接进入宣讲主题，对教育对象进行相应教育。但不管运用什么方式，宣传、讲解的性质不会变化，宣传、讲解作为思想教育的起点不会变化。
正是通过对相应思想理论的宣传、讲解，教育者确立了教育对象与教育内容之间的基本联系，教育对象对作为教育内容的相应思想理论的理解、选择、内化并付诸实践才有了可能。就此而言，“知”为思想教育的活动的起点，引导教育对象对相应思想理论的“知”的发展，贯穿于思想教育活动的整个过程。换言之，思想教育虽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认知性的教育、知识性的教育，但是思想教育丝毫不能摆脱认知性教育、知识性教育，认知性教育、知识性教育是思想教育的基本形式、基本载体、基本条件。
政治教育即教育者依据教育的目的、择用合宜的教育方法，使教育对象接受相应的政治观点、政治立场，掌握相应的政策，形成相应的政治素质的活动。政治教育过程的起点同样是教育者积极的、富有主导意义的引导、施教行为。这种行为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从激发教育对象的政治情感出发，从提高教育对象的政治知识素养开始，也可以从引导教育对象的政治行为开始。但不论以何种形式开始，这一起点都必须包含着一个共同的东西，即引导教育对象对自身以及自己所从属的团体的利益的感知或认识。利益总是现实的，没有切身的体验或实践，个体便无法深刻感知或认识自身的利益及自己所从属的团体的利益。因此，对于个体的政治素质而言进而对于政治教育的活动过程而言，引导作为教育对象的个体参与实际的政治生活、实际的政治斗争，具有更为根本的意义。
但是，政治教育以引导教育对象积极的政治参与为基本形式，并不意味着政治教育的过程排斥相应的理论知识的教育。事实上，政治教育只有在引导教育对象积极的政治参与的同时，恰当地进行相应的政治理论知识的教育，才能取得良好的成效。因为通过相应的政治理论知识的教育，教育对象才能从理论的高度来观察、思考、分析政治现象和政治问题，来调整自己的政治行为。正因如此，列宁一方面强调实际的政治生活、政治斗争对个体政治素质发展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强调个体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对于政治教育的重要价值，他说：“只要我国还存在文盲现象，那就很难谈得上政治教育。这不是政治任务，这是先决条件，没有这个条件就谈不上政治。文盲是处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谎话偏见，而没有政治。”列宁这里所强调的文化素质，其意义绝不止限于识字的层面，他是用“识字”这种通俗的说法，表达了其对个体的文化素质包括政治理论素质对于政治教育、政治发展的重要意义。
道德教育即教育者依据教育的目的、择用合宜的教育方法、引导教育对象形成相应的道德素质的活动。道德教育的起点，是教育者的富有主导意义的引导教育活动。这种作为起点的教育引导活动可以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如激发教育对象的道德需要、提升教育对象的认知发展、引导教育对象的情感发展、培养教育对象的道德行为等都可以作为道德教育的切入点。换言之，从运作形式上看，道德教育的起点具有多端性。尽管如此，但对于道德教育过程的良性推进而言，更具有关键意义的是对个体道德认知的提升。这是因为，一方面，道德认知是个体道德品质其他构成要素生成、发展、实现的基础或者说条件。概括而言，道德认知需要源于道德认知，个体不会产生对无知之物的需要；道德认知规导道德情感，没有理性的规导，情感的发展会步入盲目之境；道德认知是道德意志实现的基础。另一方面，有没有形成自觉的道德意识，是判断个体的行为是否成其为真正的道德行为的重要依据之一。正如黑格尔所曾经指出的，儿童和野蛮人也可以做出道德行为，但是这些行为并不能说是真正的道德行为，原因就在于儿童和野蛮人的道德行为是缺乏道德意识的支配的，还没有成为自觉自愿的行为。就此，对于道德教育而言，道德认知的培养从而道德知识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
在道德教育的理论发展过程中，对于文化知识、道德知识与道德教育的关系，曾有许多不同的观点。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理论中，有“尊德性”与“道问学”之论，《礼记·中庸》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这一概括精辟地表达了中国古人对道德知识把握与个体道德品行发展之间密切关系的体认。“尊德性”所强调的是个体的道德体验、道德直觉，“道问学”强调的是个体对道德知识的掌握，《礼记》对这两个方面的同时强调，正是看到了道德知识的掌握对于个体道德发展的重要意义。在西方，从古自今，也有许多思想家对道德知识与道德教育关系做出过很多重要论述。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言人杜威认为：如果我们把发展性格作为最高目的，同时又把必然占学校主要时间的获得知识和发展理解力看作和性格无关，那么学校的道德教育就是没有希望的。杜威此论，对于我们处理好知识教育与道德教育的关系也是有启迪意义的。
通过对思想政治教育所内含的思想教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三种教育活动过程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正是以知识教育为基本形式、基本载体，思想政治教育活动才能够获得自己最丰富、最深刻的实践形态。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但不能囿于知识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经由知识教育，但是又不能囿于知识教育，因为它的目的本身并不在于引导教育对象掌握知识、应用知识、发展知识，它需要通过教育对象个体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而生成健康向上的精神世界，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形成坚定的信心和信念，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这种思想道德素质，表现为教育对象正确思想观念的形成及其在对待相应思想理论态度上的坚定性与科学性，表现为教育对象正确思维能力与行为能力的形成及其在运用相应思想理论指导自己行为方面的自觉性、能动性。列宁强调：“一个政治组织要用考试的方法来检验自己成员所持的观点是否同党纲矛盾，那是办不到的。”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学讲演时，列宁指出：“你们只有学会独立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刻，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列宁的这些论述，其实向我们反复申明的是：真正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所要在教育对象身上实现的，不是对教育内容的知识性的掌握，而是基于对相应知识的掌握进而形成健全的理论思维力能力和正确行动的素质。
经由知识而不囿于知识，这是思想政治教育与知识教育的基本关系定位。离开知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便会缺少具有说服力、感召力的载体，缺乏实施的形式和条件，流为空洞的说教；止于知识教育，思想政治教育便会失去提升理想、铸塑信念的功能，从而失去自己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一如原苏联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曾指出的那样：一方面，“在我们这个时代，没有良好的教养，没有牢固的知识，没有丰富的智力素养和多方面的智力兴趣，要把一个人提高到道德尊严感的高度是不可思议的”，另一方面，“无论课堂上所学的教材具有多么充实的政治思想和道德思想，但学生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总是把认识的目的放在第一位：知道它、学会它、记熟它。而且教师也是全力以赴地追求这一点。这个目的越是被置于首先地位，它就越是有力地占据了学生的内在力量，而思想也就越来越远地退居次要地位，从而把知识转化为信念的有效系数就越来越低。”在现实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包括政治理论课教学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将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智育化，又要防止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因不注意吸纳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理论成果而流为空洞的说教，既要努力增强教育内容的科学含量，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真理的力量感染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和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说服力、感召力，又要努力探索理论知识向理想信念转化的规律、学生对教育内容的知识型掌握向信念型掌握转化的规律，引导学生在掌握先进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科学文化素质的同时，形成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思想道德素质。(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