翅膀是湿的

叶片四厚厚的，我们年轻

什么也不知道，不想知道

只知道，梦会飘

会把我们带进白天

云会在风中走路

湖水会把光聚成

        闪烁的镜子

我们看着青春的叶片”

        ——顾城《窗外的夏天》

一.近代大学历史

1898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似乎并没有给今人带来足够的启示。1912年，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随着后来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旧式大学融入了新的精神，到三四十年代为后来几代学人奉为奇迹的西南联大（1938-1946），大学经历着一个又一个历史时期的推搡和自身改革。

昔日代表学校高峰的中央大学（1949年中国大陆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已成为历史，1952年全国那场以苏联办学模式为样本的院系调整在重新分配资源的背景下为中国大学未来铺下了一条并不顺畅的道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开始，政治生活的逐渐不正常开始波及国家教育核心，大学。到六十年代末，毛泽东煽动起的大大小小红卫兵,事实上已让学校陷于瘫痪之中，北京“五大学生领袖”这样的历史词汇多少还留在老一辈人的脑海中。无数的青年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被迫把他们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虚掷在广大农村、边疆的修理地球、无所事事之中。一代人、一个民族的科学精神、人文精神家园自觉不自觉成为一片荒漠。大学在这场耻辱的起义中无奈而软弱地缺席……

八十年代中国大学校园被后来人，尤其是“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生人”视为一个神话。“白衣飘飘的年代”据说“白衣胜雪，诗社满地”，人们狂热而执着地讨论着与这个国家、民族未来有关的伟大事业。哲学、诗歌、历史、思想史——这些在今日看来如此虚无缥缈的东西在当时激起了一代人如饥似渴的热情。77年的恢复高考堪与改革开放、发展经济相提并论，大学重新成为一个精神圣地——那时候，人们胸怀天下，没有现在的人功利、目光短浅。昔日的三大编委会也算是值得一提的文化符号了。打破禁忌，补回落下的几十年的落后，在当时显得如此义不容辞和勇敢。

二.我们的年代

任何年代都有它的转型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也不例外。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许多深刻的变化，市场经济在政治制度层次上的最终确立，一反面反映了整个社会不可阻挡的发展经济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它的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言必谈经济”成为一种时髦，一种“必然”，所有的人都不能置身其外。作为培养未来社会发展人才的场所，大学面临了一个或许显得既要“适应社会变化”又要“保持自身气质”的尴尬局面——而作为诸多大学中的头羊，北京大学在那个时代就有过“推倒南墙”、“重建南墙”这类颇有“新闻”价值的怪异举动。

1998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大学校长论坛”应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相比较西方大学校长们所担忧的，迅速工业化和商业化使大学校园充斥着一种明显的实用主义气息，大学可能会降格为“一种庸俗的教育场所”，中国的大学校长们则明显表现出一种盲目的乐观——大学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接轨，“主动适应社会，主动服务社会”。这类同与生产车间里的生产线：面对市场上当前的需求，迅速且多花样切入“最有经济效益”那个点，从而组织批量生产，为其提供产品和服务。然而大学毕竟不是生产车间那么简单、随心所欲地进行“短线投资”，它应该是培养一个人崇高精神和获得迅速有效学习能力的地方——世纪末网络的兴起激发了学校内计算机专业的红火，然而几年后的泡沫无疑充满戏剧色彩。这个例子嘲讽了那些嘲讽基础学科（或曰“冷专业”）不懂适应社会的高明观察家们——扎实的基础学科（诸如数学、汉语、哲学等）虽然会让它们在变化面前多少显得木讷，却以其自身特点让科学（不仅仅指自然科学）保持严谨和冷静。

三.他们的大学气质

据说历史总在重复，所以我们一直活在记忆之中；脆弱的人们无法忍受这个时代理想主义的缺席和人文的荒凉，于是不知疲倦从书卷中寻找他们的大学气质。

一个好大学应该有它自己的传奇，这种期待与任何一个年轻人的梦想心理有关。二三十年代的清华以它拥有“清华四导师”为自豪，到后来的钱钟书则更是故事不断。“五四”时的北大里更是名人、怪人荟萃一堂，蔡元培的“兼容并包”思想在改革后的新北大体现得淋漓尽致。到了抗日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暂迁至云南昆明，取名西南联大——于是，各校精英不断交汇碰撞，在当时艰苦的条件下保持了充分自由的学术气氛，恐怕那段时期是这百年现代大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

解放后的大学一直没有可圈可点的神奇，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重新开始，持续近十年时间。《北大往事》、一套六册的二十年高校文学经典丛书，都让人沉浸于七、八十年代生人永远无法亲身体验的那种氛围中。也许，从那些淋漓尽致展现了大学生活的故事中，可以找到令人着迷理由的最有效关键词：理想主义和趣味；它与才情、浪漫有关。试举：在未名湖畔的草地上，点起烛火，有人在弹着吉它吟唱，有人在朗诵诗歌。“我们是追逐太阳的人”，用现在的眼光，“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想的”；其实他们也在这样看待以后的人们。考试带壶白酒当水解渴，贴海报论文交友，这些故事今日看来已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忧伤了——大学里已不再好玩了。

四.考察世纪末以来学院派身份

大学是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事实上，它所承担的不仅仅是教师传授知识、学生学习知识。它应该成为这个社会前进的引导者和推动者，并且不时以批判为己任。与世俗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是必须的，“象牙塔”新的定义应该是:“不封闭自己，同时是精神领袖”。

大学的身份认同无疑是复杂且充满艺术的，栖息其中的人们本应该具有一系列的高尚品质，不唯上，同时也不唯下。“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如果这仅仅是奢侈的目标，那自然毫无意义。政府与大学之间存在一种莫名其妙的关系。在国外，最好的大学大多是私立的，而在中国，一个好大学需要政府的经费大支持，行政关系上也是隶属关系——所以有人说这里的大学类似国家机关。现实是，它那种敢为天下先、特立独行的品质正不断遭受侵蚀，并越发恃宠而平庸。

从十九世纪末清朝摇摇欲坠开始到新中国成立，会发现大学的自由主义气质体现最浓，学术气氛也是鼓励人充分发展的；到以后，规范化在意识形态上占主导思想，“双百方针”恐怕仅仅是毛泽东引蛇出洞的一个策略——空气进一步窒息，很多知识分子失去独立思考的权利，大学的精神荡然无存。

到了八十年代，知识分子从臭老九身份逐渐摆脱，并渐渐可以自由发出声音。西学大量涌入，整个国际社会动荡变化，九十年代左右，物质主义进一步冲击不够开放的中国；“地球村”的潜台词是：中国不能继续自呓了。市场因素铺天盖地，仅文学而言，作家身份遭遇尴尬，文艺批评的阵地由此转入学院派。大学的学者开始承担精神工作，在对外形象展示中，他们似乎比所谓作家更具有亲和力。

身份得到体现的另一方面是大众传媒与他们的自觉不自觉结合。在这个喧嚣的年代，参差多姿的生活方式、观念已深刻地改变着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政治权威已不会再具有以前一呼百应的效果，而反复刺激人们头脑的唯生产力已让人变得迟钝——文化的权威或曰更多持有人，学院派们，却有让人信赖的理由。知识的重要使他们更受尊敬，这无疑是件好事，而大众传媒可以为自己在市场更赢得信心而与他们结合在一起，肩负起共同“建设”人们观念的责任——这与以前结合政治领袖灌输意识形态有着根本不同。

事实上，学院派们应该更加勇敢、更加独立地向民众提出理性的建议或塑造进步观念；历史证明，大众媒体是塑造民众精神生活的一个关键手段——对他们来说，未来的年代，不能退回书斋。

五.青春就是他妈的一切

“中学阶段，学生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处瞭望。”（英·怀特海）

试图用任何言辞定义“青春”无疑是徒劳的，一个年轻人，如果他可以，他应该拥有两个历史：张狂行为史和张狂心灵史。校园民谣、地下摇滚，用行为姿态展示了一种肆无忌惮的蓬勃；哲学、思想史，则为进一步逼近智慧提供了武器。其实，大学应该是一个提供灵魂自由飘荡的场所，那里的人们可以不停地犯错误，不停地批判，永远保持一种奋发的生机，不知疲倦吸收人类历史遗留的伟大文明……

今天学生不再为塑造人格而学习了，考试只是一种短暂的应付；海报栏上满是招聘、商业广告，学术讲座、大字报式的政论和人文讨论越来越退居幕后；学生越来越乖了，也越来越不好玩了，除上网打游戏、在寝室打牌，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未来的人们为竞争活着，“睡在上铺的兄弟”、“同桌的你”都已成为往事；人人试图心怀好意面对未来，却做着一点也不够坦诚和勇敢的事情。青春无悔？真该见鬼去了！

青春最大的敌人是不再激动、麻木。80年代的学生似乎对酒有一种奇异的痴迷，他们疯狂地阅读、写作、特立独行地活着，似乎只为了买醉。这让人想到美国六七十年代被称为“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那群家伙，金斯堡、凯鲁亚特，以及无数的Batles ，Bob Dylan——死于吸毒或酒精中毒与89年中国诗人之死有同样的理由。这种抗争无疑令人心怀悲伤，却不住提醒人：我们活着的意义在哪里？

与青春相伴的一个关键情感是迷惘。有人选择遁入书斋，在自己的精神家园构建与过去、现在、未来有关的形而上；有人则主动适应外界的种种压力，不说教也不颓废；还有一类人则彻底压抑或放纵自己的欲望，以形而下的方式作灰色的反应。其实年轻饱含了很多有趣或深远的意思，但恰恰与享受或一直颓废无关。请每个有信心的年轻人记住这句话：

“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前程远大”

六.与大学改革有关

正如蔡元培之于北大，梅贻琦之于清华，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一个杰出的教育家对于一所大学的影响有时是不可估量的。与现在不同，那时的校长们“权力”和魄力要大得多，这虽然与当时的国内环境有密切关系，但也给今天的高校改革中一个首要因素，大学的管理者（或曰管理层）提供了范本。从以前的行政官员治校到后来的“教授治校”，不断发展的新形势对大学管理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有多大的改革决心，相应的改革效果。同时，尝试引入学生参与校务工作，使管理更具有合理性。

至于对师资力量的建设则是改革中的一项关键工作，一个大学的优秀程度与它的老师休戚相关。近阶段的北大教改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颇具勇气的举动背后面临着自己实力下滑的事实。虽然国家又投入近二十个亿打造“世界一流大学”的未来，但真正遭遇的是人才的良莠不齐。不仅仅是北大，其它大学同样面临窘境，这比缺经费更头痛。一个优秀的传道者应该是个导师（tutor）而不仅仅是教师（teacher），他除了在学术上有作为外，还应该具有独特的个人魅力。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掩饰对昔时那些古怪的教授们的向往，辜鸿铭，陈寅恪，金岳霖……他们成为大学传奇的一部分。今日大学很难再出“怪人”了，应试教育的后果是出产大批只当教材传声筒的教师，平平庸庸地授课，教出平平庸庸的学生……必须认识到，大学不仅仅传授知识，它还应该激发学生对知识探索的兴趣和树立对未来崇高事业的信心和勇敢。

北大教改主要推动者之一的张维迎说过这么一段话；“如果一个国家只考虑三五年的前景，它会重视技术；如果它考虑的是十年二十年，它会重视基础学科；如果考虑的是三五十年，它会重视社会科学；但如果它需要关注更漫长的未来，它就必须重视人文科学。”无论是211工程，还是985工程，国家在对大学进行巨资投入的同时，需要防止官僚行政化气息渗入校园；作为学校，它有必要在接受经费之后好好盘算如何最有效地利用这些钱，不搞“大跃进”。

七.“你所说的曙光究竟是什么？”

“从一场濛濛细雨开始

树木的躯干中有了一种岩石的味道”

——西川

没有人可以忽略大学的存在，它的发展和保持高贵品质与一个社会的精神状态休戚相关。同时，它不需要任何方式的吹捧，与“领袖”或者大众传媒都必须保持一定距离。不偏不倚不是它的作风。

于是在坚硬的体味下，应该这样想象大学生活：和煦的阳光，绿色的草地，在洁白的小鸽中间他们在阅读书籍。掩映的小楼，隐约可见白发老教授在散步；闲散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慵懒而自由的气息……